当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公开招标时，张乐天教授看到了其中《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的选题。即使他多年来一心专注研究，很少申请国家课题，但他知道这次必须要申报了，因为这个选题与他此前一直在做的研究不谋而合。

　　张教授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他主要关注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凝聚了他多年来对人民公社制度的研究成果，被学术界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2010年，该书又获首届“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优秀著作奖”（评奖活动从1979-1999年出版的社会学学术著作与论文中一共评选出3部优秀著作和5篇优秀论文）。在完成这样一本好书后，张教授开始思考他接下来该做些什么。

　　为整个学术界服务的研究

　　2006年张教授去法国访问时，法国学者提议他把多年来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资料整理出来，让学术界能够共享。张教授觉得这个提议很有意义。此后，他完成了《中国田野调查——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的建立工作，但法国学者的话仍然萦绕在他脑海。2010年他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获大奖后，他更加希望为复旦大学和整个学术研究界做出更多贡献。

　　中国农村走的是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变迁，我国成为了生产民间资料最多的国家。但长期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民间资料并没有被纳入理解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范围中，直接导致了改革开放后很多资料的流失。张教授一直觉得很可惜。2010年，他向学校表示，有必要尽快制定一个抢救资料的计划，让复旦大学在研究中国农村特别是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这个领域中达到全国领先，并能够为学术界研究中国农村提供资料上的帮助。在得到学校的支持后，2011年10月，张教授牵头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用来存放各种珍贵的民间资料和进行数据库的建设，得到了包括吴江市委、东海县委等许多地方政府的支持。当时张教授身边有不少朋友对他的想法感到不解，别人做研究都是为了自己，为什么他辛辛苦苦搜集资料却给其他人用呢？但张教授反倒乐在其中，觉得资料共享对自己和对学术界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说他做事带有理想主义的风格。

　　搜集这些时间跨度从解放初到 2000年的民间资料并非易事。张教授想了很多办法，包括请了一些大学生深入民间去搜集资料，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但因为多年来积累的广泛的人脉关系，他后来在民间基层找到了很多能搜集这些资料的人。从2011年下半年到 2012年，资料搜集工作进展开始顺利。

　　搜集资料的独特性与领先型

　　在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之前，张教授和他的资料中心已经搜集了大量农村基层资料，堆满了一间65平方米的房间。其中包括：大量个人生活史，供销社、生产队、粮管所的资料，2万多封信件，几千本个人日记等等。这些资料对研究解放后中国农村的发展极为重要。例如，改革开放后，随着供销社的消失，大部分与之相关的资料也被毁掉了，而张教授的团队恰好找到了九麻袋还没有毁掉的供销社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理解我们国家供销社的历史以及剪刀差问题（国家通过集体化把农村的资料转移到城市，让城市得到发展）等都将起到很大作用。而那些信件和个人日记等更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研究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随着资料越来越多，张教授开始调整计划，把重心放在寻找其他地方找不到或极难找到的资料上，主要是指民间的手写资料，如能够生动反映普通人生活的日记、笔记本、信件、个人档案和家庭资料等。而像一个村的会计资料等就搜集得相对比较少，因为这些资料大多能在基层的档案馆找到。将来，通过签订保密协议和学术规范，这些独特的基层资料就会在尊重当事人个人隐私的基础上由学术界共享。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第三批的清单下来时，学校非常希望他申报这项课题。虽然课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而张教授从事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自己申报课题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手头资料除了多样与独特外，料还涉及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在档案的编目和整理方面他又能够得到校图书馆一位顶级专家的支持，而他多年来和国外学术界良好的合作基础也帮助他在答辩时得到了历史学专家们的支持，使得他成功获得了这个课题。

　　课题延续了张教授当前的研究，但他的研究已经远远超过了课题的要求。他希望能够和他的团队通过搜集、整理和出版这些资料，从亿万中国人民的实践出发，解读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时他也希望能为当代中国留下一份能够真实反映中国普通人生活的历史资料，以便让现在的年轻人更好地理解生活，以便让外国人阅读后能够对中国有更为准确和客观的理解。他还希望人们能够通过对原来行为的反思，来更好地解读当代中国人的行为，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

　　“研究中国农村，我这边最好”

　　目前世界上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专家全是外国人，张教授感到很不甘心。他想告诉全世界，对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研究，复旦大学才是最好的。张教授对自己的这个研究非常有自信。但是他知道必须从现在开始一点点打基础，唯有踏实工作才能够实现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