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的行为都与他所欲达到的目标紧密相关，目标因此而成为解析人的行为的钥匙。我们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考察公社制度。撇开主义之争和好恶之辨，公社追求着一个十分现实的目标：从农民手中获取廉价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公社的种种努力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一目标相关，在公社设置的长长的制度安排菜单中，产品交换因其与目标的直接联系而成为重要的项目。在公社时期，生产队的交换活动被纳入了严格的计划之中。政府通过对乡村经济活动的全面控制确保了计划的有效性，并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经济秩序。市场对农业经营活动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点；交换因其特殊的性质而失去了商品交换的意义，成为较为原始的产品交换，甚至成为表达忠心的进贡；自然村与市场的交换活动部分地萎缩了，自然村更带有自给自足的特征。生产队的收获物除了交售和留存外均分配给社员，生产队因此必须建立簿记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常常用“大锅饭”、“大呼隆”等等字眼来批评生产制度，实际上这是简单的否定。生产队发展出一整套精巧的劳动计量即工分制度，生存的需要和工分是生产队实物和现金分配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