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万同质的自然村落构成了广袤的乡村社会，在这些分散且相对自足和封闭的村落之上矗立着庞大统一且高度集权的官僚社会。周期更替中的上层官僚社会的兴衰荣辱构成了一部二十四史记录和研究的主题，但有关下层自然村落的状况却一直没有引起历史学家们的兴趣，而仅在逃避政治现实的浪漫诗人笔下才得到理想化的描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这些封闭而自足的村落才是理解东方社会的秘密之所在。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方人类学家及其在中国的第一代弟子们才开始对中国的村落进行开创性的实证研究。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为土地革命制定正确策略之需，也对村落内部的土地和阶级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们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成为我们得以继续研究的出发点，但是我们所研究的中心并不是中国自然村落的中古形态，也不是自然村落在近代商品经济和工商城市兴起的影响下的缓慢变化过程（我们所考察的陈家场村正是这样的一个村落）。我们所研究的主题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在中央不同时期的政策导引下，村落四十年来所发生的社会文化变迁。村落的同构性以及政策的齐一性，使我们有可能从有限村落的考察中引申出较为一般的结论。我们将看到，新制度和新政策改变了村落固有的周期运动，但村落内部的传统依然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力量。正是从“上面”输入的强有力的政策和同样顽强的内部传统这两重因素，制约着村落四十年来的变化过程。详尽地考察这些变化构成了本书的重点。村落的经济内容虽占据相当的篇幅，但我们的重点依然在社会文化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