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书的主要目的而言，是全面描述浙北某村落近半个世纪来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过程。小而言之，为文化人类学同行提供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村落变化的研究个案，大而言之是为了重新认识中国。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老一代乡村学者所倡导的研究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个历时三年之久的乡村调查只是对他们的研究的延续。按照他们的意见，要研究中国社会，首先得研究中国的乡村，要研究乡村，首先又得研究乡村宗族的集居形态——村落。时至今日，我们民族的绝大部分依然生活在村落之内。就城市居民而言，或其自身，或其上一二代祖辈，绝大多数也曾生活于村落之中，至今在经济文化的交往上，与村落亲友保持着疏密不等的联系。就城市组织的两种主要形态——单位和街坊——而言，其内依然保留着许多村落文化的特质。因此，对村落文化的实证研究，对于我们认识自身的社会状况，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传统的中国村落，同姓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同宗集居，历数百年，甚或上千年，往往以姓名其村落，如陈家场、李家村、祝家庄等等。同族往往有族长、祠堂、祠田及祖宗庐墓，村内的社会关系往往就是亲缘关系，人际关系皆可用亲属称谓关系加以表达，周围村落之间的联系主要由婚姻和寺庙来承担，至于以集市为中心的经济联系各地区呈现出很大差异。远离市场的山村或除盐、铁之外，经济上全自给自足，而浙北一带平原村落大多依赖集镇，他们与社会的交换同与自然的交换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与村落内部宗族势力的强弱似存在着明显的反比关系。村落是中国人的老家，在村落生存方式之内产生的村落文化——我们用“村落文化”一词指谓村落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是中国社会文化之根。自土改、合作化、公社化以来，中国农民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名称——公社社员。村落似乎消失在公社、大队、小队的行政组织之内，宗族、家族也似乎消失在“社员”这一概念之中。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解体以后，南方各省的某些地区重又唤起了传统的记忆，修祠堂，续族谱，建祖茔，似乎宗族势力又开始活跃起来。在村级经济瓦解、村级行政组织瘫痪的地区，独自经营的小农无法或说不愿创造新的自发联合，以便利用自发组织的力量承担起产、供、销以及管理村内公共事务，如修路、卫生、水利等任务，他们获得了“自由”（劳动力使用、生产和销售），但没有学会“民主”（进行自发的联合，创建自发的组织，完成非单家独户所能完成的任务）。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及管理制度引入了乡村，但村落文化内部的人情、面子、关系、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同时进入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使得辛苦制定的管理制度或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或锁在抽屉里，这种种现象，引起我们重新研究村落文化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