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人民公社初期的狂热以后，疲惫的、浮肿的或者面如土色的农民拖着沉重的脚步跨进了60年代。小孩在啼哭，体弱的老人气息奄奄，人们到处寻找一切赖以充饥的东西，麦麸、榆树皮、水草根以及各种苦涩的野菜。浙北农村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生活战胜了观念，数亿农民的生存压力战胜了决策者的主观意志，农村向后倒退了。尽管墙上的大标语依然显赫，墙上的火箭、飞机、拖车、蜗牛仍旧耀眼，但是，既然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业已改变，它们也就失去了对农民行为的约束力，成了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象征。倒退的实质是给农民一点点自由。但是，倒退的闸门一旦打开，似乎就很难控制。有了一点自由的农民变着法儿想扩大这种自由；而在可能的自由范围内，农民又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为。更伤脑筋的是，农村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较多地站在农民的一边，而不是站在公社一边。中央为农村的倒退划出了一条底线，然而，倒退的实践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超出了这条底线。农村基层干部们大多没有意识到其中所包含的危险性，但公社制度的创建者们却看到了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自由行为与公社制度之间的冲突变得尖锐起来，成为导致农村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