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期的倒退指令是政府发出的，但农民的倒退实践很快越过了政府划出的界线。农村出现的情况引起了中央的警觉，而当农村问题被看成严重的政治问题或者阶级斗争问题的时候，倒退着的农村与政府或者说领袖的理念之间的冲突就演变成一场革命，一场从“上面”输入的革命。然而，革命之所以可能“输入”，输入的革命之所以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方式进行；却与浙北农村的现实情况紧密相关。在经过十多年的颠簸和动荡以后，农村社会开始慢慢平静下来。新的权威关系和社会结构形成了一个难以被轻易打破的平衡点，这导致了浙北农村革命的“滞后性”。另一方面，新制度内部的冲突以及淤积起来的怨愤不仅使革命可能发生，而且可能采取激烈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