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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与生育制度

    摘要

    自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以来,浙北已成为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可耕土地悉行开辟仍不足承负日益增长的人口,虽然中间经过战乱和水旱之灾,人口时有耗减,但是人多地少一直是浙北乡村的一个严峻的现实。1951年激烈的土地制度改革,只是改变了土地的占有、使用关系,因而程度不同地缓解了由于地权集中而加剧的人口一土地之矛盾,但是不能、也无法影响人均耕地的增减。在对人的自身生产缺乏控制意识和控制手段的时代,在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且无改进的时代,某一个地区的过剩人口只能流向地广人稀的地区或转向其他非农业生产部门。浙北周围的府、县,既早已人满为患,故无闽广、冀鲁之民流迁边省邻乡的便利。幸赖近代工商业在江浙的率先发展,为浙北过剩人口带来了新的流迁机会和方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期,这一历史流迁惯性依然起着作用。随着户籍制度的加严和城乡壁垒的建立,五十年代末期,城乡之间及乡村各区域之间几无迁移。组织起来的村民只能向土地增加投入,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但是几乎被同时增长的人口所抵消。七十年代初开始认真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而七十年代末开始普遍发展的乡村企业更使得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浙北地区也随之进入了它的相对繁荣时期。不同时期的政策导入给陈家场村落造成的戏剧性变化、给陈家场村民带来的悲哀和喜悦在浙北地区是颇具典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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