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关系一直作为打造中国特色的解释体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台湾学者黄光国先生、南京大学翟学伟教授对关系概念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意的分析，许多学术论文也以关系概念为关键词。综观关系的研究我们注意到，目前有关关系的研究主要着力于从普遍主义的视角去分析，并试图构造一个以关系、人情、面子为核心的普适的解释体系，但缺乏从历时地变化着的环境中去理解关系。本研究以浙北地区近几十年来 变化着的乡村企业为例，去考察企业制度以及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于关系的影响，当然，本研究同时注意到，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模式对于乡村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含义。

一、关系、制度约束与社队企业

从企业制度的角度去看，浙北地区乡村企业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是政企合一时期。在这个时期，乡村企业叫做社队企业，乡村企业的所有权力都归公社或者大队掌握。公社或者大队决定是否需要创办企业，决定投资的额度，以公社担保的形式从信用合作社获得资金支持。同时，公社或者大队也有权决定企业的负责人、企业的招工以及企业工作人员的收入等等。另一方面，从外部经济环境看，我国当时还处在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没有为乡村企业的发展“开口子”。在这种情况下，社队企业如何办？

1968年春天，浙北盐官四联地区发生了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几位1962年回乡工人在会龙桥的一间旧房子里造出了一台电动稻麦脱粒机。公社党委领导闻讯赶来，县报的记者也在海宁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报导《草棚里飞出了金凤凰》。晚上，在酒过几巡以后，主要负责人二王感慨地谈起了稻麦脱粒机的生产过程。二王分别来自上海华明医疗机械厂与杭州纺织机械厂，前者是8级板金工，后者熟悉企业管理。有一次，他们偶然看到一台稻麦脱粒机，觉得自己也可以生产。他们去生产厂嘉兴农机厂参观，但受到冷遇，十分郁闷。回家以后，偶然知道联民村里有一个人在该厂工作，于是，马上带着这个人的家属再次来到嘉兴。亲戚加同乡，他们不仅受到热情接待，还得到了“大力支持”的承诺。二王深深意识到，草棚里之 所以可能飞出金凤凰，关键的因素是关系。

关系是社队办企业可能发展的关键，而浙北地区恰恰有比较多的关系资源可以利用。1989年曾经的农机厂厂长这样告诉我们：

“社队企业的供销两头都局限在一乡本土内，这样的企业虽然稳当，但决不可能发展，你看那些农具加工厂、农副产品加工厂，之所以一直维持在创办时的规模和水平，几十年来毫无发展，原因就在此。社队企业要发展就要开发新产品，这样会有风险，但舍此没有发展前途。要生产新的工业产品，原料、销售和技术都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获得，Y乡早年出去学生意而现在在城市各公司、企业任 一定职务的人也不少，这是我们可资利用的第一种关系网络。1962年大量下放 工人，他们在城市中也有各种关系，这是我们可利用的第二种关系网络。1968年后陆续下放的城市知青，他们更与城市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第三种关系网络。我们利用安排其家属或亲友就业，把供销关系接通，这是社队企业发展的最重要条件。有人说社队企业只会接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不通过同乡同事、亲戚朋友、熟人等关系，又怎能获得企 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呢？又怎能推销我们的产品呢？”

这位厂长的话让我们看到，由于社队企业局限于公社或者大队中，而公社、大队中恰恰没有企业经营所必需的原料、技术、销售渠道等等资源；另一方面，外部社会又没有正规、合法的机制可能满足社队企业的需求，所以，社队办企业只能通过关系“走出去”，打开外部社会的壁垒，为社队企业的发展寻找机会。

解放以前，浙北地区农民就有外出“学生意”的传统，很多人通过学生意而留在了城市，在办社队企业的过程中，这些人成为当地人最重要的关系。讲起盐官地区的社队企业发展，二王是建立了功勋的重要人物，他们在上海、杭州有一大批关系，正是通过他们，当年的红江农机厂发展迅速，并培养了一批企业经营人才，成为盐官地区工业发展的“黄埔军校”。另一个人也十分重要，这个人是杭州郊区一个县的物资局干部，手里掌握着钢材等紧张物资。由于原材料的短缺是当时工业发展最大的问题，所以，一位盐官地区的厂长告诉我们，“没有这个人，就没有盐官的企业发展。”

当然，企业发展的需求是五花八门的，不可能任何地方都有关系，因此，“找关系”就成了当时企业发展中重要的“工作”。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78年初，一位在浙江省化纤公司工作的唐某来盐官看望他的战友，建议他们生产浴缸，说中央现在提出开放旅游事业，势必要大造宾馆，搪瓷浴缸是宾馆必备的产品。‘但我们那时从未住过高级宾馆，更没有见过搪瓷浴缸，’唐某说，他在杭州宾馆有一位朋友，可以带我们去参观一下。于是我们到杭州宾馆住了一夜，并带回一只浴缸(废品）回来研究，但研究来研究去，根本看不出一个名堂。后打听到这种浴缸是上海搪瓷厂生产的，我们决定到上海搪瓷厂去看看生产工艺，可惜打听了半天，上海搪瓷厂一个熟人也没有。幸而Y公社有一人在上海某公司任书记，该公司经理的外孙是市郊某公社的信用社主任。该公社有一家社办企业是上海搪瓷厂的外加工厂。这样我们通过乡邻、同事、亲戚、朋友的曲折关系，七转八转地进人上海搪瓷厂。当然吃饭、送礼是少不了的，但当时送 礼只是一些农副产品。熟人引见，上门送礼，说话就方便多了。就这样，上海搪瓷厂的领导让我们参观了浴缸生产的全过程。我们在那次参观中还打听到一位退休的技术工人，于是用高薪（300元）请到Y镇，待如上宾，并派上三名能绘图的高中毕业生跟他学习。”

除了外部的关系以外，当时谁想创办企业，需要与公社有良好的关系，一位盐官的厂长说：

“当时，厂里的监管是靠政府，80年代初，每个公社里都有乡镇企业办公室，权力很大。只要公社同意，就很容易。都是政府投资。所以，你只要认识乡长或公社委员，你就有机会办厂，搞项目，他们跟你跑一圈下来看看，就可以拍板。如果有会龙桥一个厂很好，他们只要到厂外面兜一圈看看就可以复制一个厂。人事任免，决定谁做什么，都是公社来定的。土地也是公社的，他只要划一下线就可以了，一分钱都不用的。生产队用掉几亩地，一亩地只要解决生产队3个人的就业就可以了，10亩地就是30个人，你们觉得哪里好，就是随便看看就可以定了。

“如果有两个人竞争办厂，与政府关系好的人会取胜，同时公社也会评估一下你的学历和能力。例如，有一个人叫何澄清，这个人关系很多，但是公社认为这个人油腔滑调的， 就没有给他投资，后来他自己开厂了，办得不错。公社还会干涉企业的经营和人员调动，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在政企合一时期，关系一方面是办企业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关系的建立与功能发挥都受到制度的约束。其一，关系的建立和功能发挥与厂长个人利益的相关性较小，厂长以及其他相关的人们为建立关系的“投入”也会比较小，因此，关系的发展只是初步的，关系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其二，关系的功能发挥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社队企业是农村基层政府的企业，基层政府办企业有其特殊的政治目标，这就是“为农业服务”。社队企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某一位领导觉得违背了“为农业服务”的目标，企业的领导人可能受到批评甚至撤职，企业生产与经营都会受到影响。1977、1978年，当年的红江公社农机厂生产的小型农用电机和变压器，因全国同类产品的过剩而开始积压，厂长书记打算增加经营项目。有一位在新疆某供销部门工作的Y乡老乡告诉他们，新疆缺锁，于是他们开始生产门锁，由这个老乡代销。他们又通过朋友承接到上海的汽车修理业务。但是，一些公社领导说他们偏离了社队企业的发展方向，命令他们停止生产，写出书面检查。当时说，“上海汽车，新疆门锁，又气又错。”其三，关系的建立与维系需要有开支，其中包括安排亲属进入企业、请客送礼等等，但是，社队企业是基层政府的企业，经济权在政府手里，同时，当时的意识形态还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所以， 当时这方面的开支比较有限，社会风气也还比较好。例如，杭州郊区的那位物资局干部，当时也就安排了他的二个女儿进厂，逢年过节送些土特产，如此而已。一位早已退休的社办企业干部说:“一方面，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比较好，其次，是‘文革’结束不久，人们对政治运动记忆犹新，说不定哪天又搞什么政治运动，经济清查，反贪污受贿什么的，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怕’字，想捞好处也不敢捞，至少不敢大捞。那种‘你捞我也捞，不捞白不捞’的现象是1984、1985年后才兴盛起来的。”

二、承包、关系嵌入与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

1985年以后，浙北的乡村企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乡村企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厂长承包制的广泛推行。乡镇政府退出了对于企业的直接经营，成为了发包人，与承包厂长签订企业承包合同，委托经营。伴随着承包制度的是乡村企业的快速发展。

企业经营承包制的实行使得企业与乡村基层政府的关系骤然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企业的厂长也是政府任命的，但是，厂长并没有多少权力，也没有什么好处，厂长拿的工资比职工高不了多少。承包厂长却完全不同了。承包厂长一旦完成政府的承包利润指标，他可以从超额部分中获取很大的利润。这里，关键是承包指标，恰恰这一指标只是“讨论决定的”。这种“讨论决定”谈不 有多少科学依据，但却与“关系”关系密切！同时，承包厂长现在对工厂的经营有了极大的支配权，他当然也可以动用较多的资源去建立关系、发展关系。承包以后，出现了利益分割不均问题，出现了为争夺利益而进行的权力斗争。在这里，厂长 可能获得超额利润，例如，某镇某厂的承包厂长车祸死了，他的保险箱打开后，发现有几十万的现金，一时震惊全镇。

我们还注意到，承包厂长是“包赢不包输”的，一旦企业经营失败、出现亏损，承包厂长实际上并不会去赔偿。

承包厂长的这种优越地位使这一位置成为众多能人们争夺的对象，争夺的方式是千方百计与方方面面的人搞好关系，尤其与基层政府的几位实权人物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1991年一位承包厂长这样说：

“办好企业的关键还在于处理好各种关系，厂长与职工的关系，厂长与乡村干部的关系，企业与村民的关系，企业与工商、财税、信贷部门的关系，与供应、销售部门的关系，有一处摆不平，就会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甚至影响厂长的位置。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关键，说穿了是金钱的分配问题。如按承包合同，超承包利润指标部分4成留厂，2.4成给承包者，3.6成作职工奖金。我从1983年到1991年的八年间，共计可得承包费20余万元，但我基本上没有把这笔巨款装进自己的腰包，虽然我拿这笔钱是完全合法的。在八年间，我把这笔钱用在了大家的身上。1985-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