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计划的建设，发展合作化，也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没有困难。在这二年中，我们斗争很热（激）烈，同时一定有很激烈的阶级斗争。只有我们明确认识，发展合作化斗争，并且这样来斗争，争取胜利？？一切主张走资本主义的人不会拥护，而勿拥护五年计划，用种种破坏阻住工业化发展。国家工业化建设（越）快，资本主义寿命越短。这些人是帝国主义、反革命等，将要消灭？？现在是社会主义改造，反革命份子更加破坏，来破坏我们建设。进行阶级斗争，贯彻阶级路线，消灭富农活动，有关政治问题进行批判？？对富农、地主采取限制、改造、消灭（的）办法……中农是动摇者，一定要团结中农，独（孤）立富农。②（编号：541009，541010）

 

　　所谓“李部长”实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1955年7月5日和6日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李富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了两次报告。第一次报告谈的是计划本身，第二次报告谈的是与计划相关的几个问题。在1955年7月16日的《海宁报》上，李富春报告中只有“对于国内外敌人，我们必须随时地保持充分的警惕，战胜他们的破坏和反抗”一句，而在贾小青的笔记中，则通篇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贾小青笔记中出现的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两极化社会。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两条道路，激烈斗争。

 

　　反映在现实生活中，仍以贾小青的工作笔记为例，在1955年11月9日关于各社员户粮食产量的调查统计表格中，有2份表格在页头注明成分，一为贫农，一为中农，其他未注。②（编号：541023，541030）这似乎是贾小青的一个无意识的动作，但又似乎不是。我们只能将此看作当时那种特定政治氛围的反映。在1956年2月5日的一份名为《山薯抵缴任务统计表》中，每户社员的成分列于表中：共9户贫农，6户中农②（编号：541021）。交山薯与交山薯者的阶级出身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现象提示我们，至1950年代中期，乡村干部们已经有意无意地接受了“阶级”系列的国家话语。

 

　　土地改革以后形成的乡村的政治等级由此而固定了：贫农和雇农为第一等级，他们有着政治上的各种优先权；中农为第二等级；地主和富农为第三等级，他们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贱民。地位最微妙的是富裕中农，他们的政治地位介于富农和中农之间：既不是打击的对象，也不是依靠的对象，却是时时刻刻的被提防者。1956年10月28日《海宁报》一篇报导的题目为《在辩赢了富裕中农之后，长春社决定扩大公共积累》，1957年8月28日《海宁报》一篇文章的题目为《朋友，看了这篇报导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必须批判》；1957年12月13日《海宁报》报导《富裕农民妇大胃口！每亩瞒产竟达二百十三斤》。陈家场一位出身于富裕中农的农民说：“1958年，我考入斜桥中学初中，但生产队不同意我去读书，也不肯借给我一粒粮食。父亲没有办法，只得凑钱买黑市粮供我上学。进入中学以后，学校数次派人迁户口，一直遭到生产队的阻挠。”[4]126这位青年是富裕中农的儿子，受教育的权利也得不到完全的保证。地主、富农的子女命运更惨，他们连同他们的父辈一齐被剥夺了他们本应享有的大部分政治权利。

 

　　乡村农民的思维逻辑与国家的思维逻辑保持着一致：既然好人坏人是按照他们占有的土地数量进行划分的，富裕中农因为占有较多的土地就不能视作好人。所以，在上引“李部长”的讲话中，还出现“团结教育中农”之类的提法。这一提法在以后许多次革命运动中一再被政府提及，就说明中农地位的不确定性。

 

　　1950年代，“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阶级”、“阶级斗争”等词语形成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在这一话语体系的支配下，村庄中的社会等级被固定了下来，并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展开而得以加强。

 

　　如果说土地改革之前陈家场的地主还被村民看作普通人的话，土地改革之后，地主、富农已被看作乡村中的贱民。等级社会的形成对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全面向乡村灌输，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国家“规划”乡村

 

　　在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国家借助乡级和村级政权组织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完全控制。

 

　　从一般意义上说，暴力能够迫使村民不得不接受新的社会制度，但却不能保证村民认同新秩序。接受和认同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却有着完全不同内涵的概念。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土地改革之后，农民不仅接受了新的社会秩序，而且在日后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进一步接受了新的社会变革。在这一过程中，农民还完成了从接受到认同的转变，即完成了从接受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到认同国家的转变。

 

　　中国农民的特点是对于利益的顶真，有时可以称得上锱铢必较。“接受”可以被迫，但“认同”则必须得到实际的利益。土地改革存在符合农民利益的利益诱导机制，这一机制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

 

　　土地改革中的土地分配是以原耕为基础，将土地出租者出租的土地改为原耕者所有，并根据人口、土地数量、质量及位置远近进行抽补调整。在海宁县太平村的206户农户中，共有72户分得土地，分得土地的农民占全体农户的35%.[6]40地主财产的分配更为零星，在《太平村没收家具分配榜》中，分配者的成份包括雇农、贫农和中农，每户分得的财产往往是一张棕棚、一只马桶、几只长凳或几只碗。[4]52-55从太平村的例子看，未分到土地的农户并不是土地改革的得益者。他们中的一部分虽然分得了几件不值多少钱的家具或衣物，但这并不能诱导他们认同新制度。土地改革中得益最大的贫农和雇农是新制度最坚定的支持者。这也是新政权“依靠贫（雇）农”政策的基本依据。

 

　　张乐天指出：“土地改革没有消除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的传统的家际竞争，只不过为这场竞争划出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从而使竞争在新的基础上开始。”[4]58竞争的结果是农村中的贫富分化重新展开，土地租佃和土地买卖也陆续出现。土地租佃或买卖的原因很复杂，或因迁居，或因懒惰，或因遭遇天灾人祸。很显然，在土地私有制下，土地的集中与分散是产权合乎逻辑的变动形式。也就是说，土地私有制下的土地占有，虽然是不平等的，但却不能一概视为罪恶。

 

　　基于这一思考，农业合作化便成为巩固新的国家政权的根本所在。为了有效地展开或推进这场变革，利益诱导便成为成败的关键。

 

　　海宁县在合作化的过程中，乡村政府利用权力帮助组织起来的农民，让他们得到实际利益，从而诱导组织外的农民加入合作社组织。政府发放的贷款大部分贷给互助合作组织。持有互助合作组织证明的农民，无论到供销社去买东西或到收购站去出售农副产品，都能得到照顾。[4]58在上级领导的劝说下，1954年，笔记本的主人贾小青组织了太平村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称为“明星社”。一年下来，明星社社员收入平均比上一年增长30%.[6]50-51明星社的实践是成功的。

 

　　然而，仔细研究明星社的分配纪录，就会发现另一事实。在全社13户农户中，最高户的增收达到55.9%，最低为7%.最低收入者是作为社长兼会计的贾小青自己。13户农户的生产组织非常复杂，在土地非常零散的条件下，如确定各户土地、农具和肥料的报酬比例、评定工分、安排农活、制做账目，要做到公平合理，并不容易。贾小青正直能干，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合作社组织需要此类富有牺牲精神的能人，但类似的乡村能人却不可能很多。所以，尽管有着种种利益诱导，也有着成功的榜样，但农民仍不愿意组织起来。当年曾任太平村村长的贾维清这样回忆：“假如没有共产党的强硬推进，初级社不可能普遍组织起来。那些劳动力强的人，家里土地多或占有好地块的人，农业生产经验丰富的人，很少会自愿入社。”不仅如此，有的贫苦农民宁可卖青苗，借高利贷也不肯入社。[4]63虽然通过强硬的措施，如对个别的抗拒者采用劳改、流放等方式，海宁县也很快完成了合作化，但是，这种强硬的互助合作能维持多久，政府心里也没有底。看来，一般的利益诱导尚不足以驱使农民永远组织在一起，更何况国家的最终目的是要农民交出他们的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他们最大的利益。

 

　　在1950年代，国家手中掌握的资源相当有限，不可能为组织起来的农民提供更多的物质帮助。更何况，国家组织农民的动机之一，是希望农业能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和更多的积累，以促进国家工业化。所以，当全部农民都组织起来以后，贷款的优惠、购物的优惠就不可能继续维持。政府必须发展新的利益诱导机制，才能完成国家在乡村的目标。

 

　　从贾小青工作笔记的记载来看，从1955年开始，国家加强了对乡村另一类利益诱导。这类诱导不是用实实在在的物质，而是依靠美好远景的描绘和真诚的许诺。藉由此条途径，国家既是暴力和权力的化身，也是一个美好的希望，一个寄托着村庄与村民理想之梦的希望。

 

　　贾小青1955年10月5日的工作笔记中，详细记载了《李部长报告五年计划》的第一讲。②（编号：541007）这是一份层层传达的报告，传达者可能为县或乡里的领导。上文的分析表明，有关该报告第二讲的传达，已经与李富春报告的第二讲内容完全不同，所谓的“传达”，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各级领导对这份报告内容的个人性理解。

 

　　就此报告第一部分的内容看，与五年计划有关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五年计划的中心和意义，报告人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国家没有重工业，就没有国家富强，没有巩固国防，也没有人民福利”。其二，五年计划的项目有苏联帮助156项重工业建设，694个单位基础建设。其三，若干种工业品产量，包括钢、铁、载重汽车、拖拉机、脚踏车、棉布，和农产品产量，包括粮食、棉花、络麻等。将国家的计划和发展的前景，通过会议传达的方式告诉农民，是共产党政权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以前的政府都未有过此类行为。这表明新的国家与旧时代的国家有了明显的不同。对于听过报告的农民来说，国家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也不仅仅扮演一个统治者的角色，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崭新的政治与经济形态。首先，国家具有了农民能够理解的“民族国家”的含义，她接受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帮助，她将要有自己强大的国防，她需要并一定会富强。其次，经济建设是一种国家行为。现代工业对于国家的强大至关重要。第三，五年计划将1957年工业品产量与1952年比较，增长的幅度巨大，显示出中国工业的进步。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读来仍令人激动不已。例如从1952年至1957年，全国钢产量从136万吨增至412万吨，铁产量从190万吨增至467万吨，五年中生产载重汽车4000辆，每年生产拖拉机6万辆，脚踏车从年产8万辆增至55.5万辆。工业的进步，使国家很容易地成为“富强”的代名词。

 

　　农产品的增长幅度较小，不那么激动人心。五年计划从1952年至1957年，粮食增长17.6%，棉花增长25.4%，络麻增长19.7%.这是因为，1953年和1954年，因受天灾，农业是减产的。尽管如此，农民还是从这一报告中得知1957年国家粮食产量将达到3856亿斤，棉花达到3270万担，络麻达到730万担。对于浙北乡村的农民而言，他们至少从这些巨大的数据中感觉到了国家的力量和伟大。农业要跟上工业的发展，或为工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就必须进行改革。

 

　　所以，五年计划中与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直接有关的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在农村中建设社会主义，李部长的报告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讲的是从1953年到1957年，再从1958年到1960年，分两步实现农业合作化，最终使95%的农民参加农业合作社；从1961年到1967年，再到1977年，分两步完成农业技术改革，最终完全施用机械生产。农业机械化生产既是农业合作化的结果，也是农业合作化的目标。很显然，没有合作化，也就没有机械化。机械化究竟对农民有什么好处，报告中没有提。但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农业机械化被国家描绘成农业现代化。苏联的集体农庄是中国农业合作社的榜样，是政府为中国农民描绘的美好前景。所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洋耙”[6]51，则是海宁县农民对他们想像中的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农村生活的生动表达。联系到上述国家每年生产6万辆拖拉机的计划，谁都不会怀疑现代化农业距离农民已是近在咫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