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农民与干部继续用他们的理解“规划”着他们的未来。就在这份笔记之后，出现一份浙江省其他县的农业生产典型报告。在奉化县南岙乡，南瓜重达70斤，萝卜亩产13600斤，最重的一个重20斤。温州县农场改变耕作制度获得大面积丰收，1955年全场166.5亩水稻平均亩产量为1013斤。②（编号：541034）同一时期一份双山乡典型介绍双季稻经验，涉及早稻、晚稻田间管理的各个环节，并称1955年水稻亩产720斤，1956年要达到1000斤。②（编号：541036）

 

　　某种特殊条件下的高产量可能被恰到好处地夸张。众多的夸张形成一种氛围，以至于身陷其中之人以及身在界外之人，都被感染，不仅自己相信，还会广为宣传。按照当时流行的话语“，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不仅从各个方面支撑农民对于未来的信心，而且也支撑国家对未来的信心。有了这些成功的榜样，盐官乡的干部们或许会觉得，他们对未来12年的规划真的会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以后，国家对于其规划及目标的浪漫主义的重新定位，不可能与来自乡村的热情无关。

 

　　接着，在1956年1月28日至31日，贾小青被派往临安县东目乡某高级合作社进行参观访问，学习高级社的管理方法。②（编号：541034）2月18日，贾小青出席县宣传代表大会，学习高级社的优越性。②（编号：541035）以下的故事不再赘言，总之，高级社顺利地办起来了。贾小青的工作笔记中保留了他们当年参加高级社的入社申请书，兹录如下。

 

　　决心书

 

　　我们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走向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克服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发展社会主义的农村经济，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我们全体社员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后，全家同意自愿申请参加高级社农林业生产合作，特此提出如下几点保证：

 

　　一、服从组织领导；二、遵守社章社纲；三、遵守劳动纪律；四、保证团结社员，永不退社；五、保证搞好生产，绝不偷工减料；六、坚决消灭工分思想；七、消灭私有制，拔掉穷根子；八、克服保守思想，服从国家计划生产；九、保证养好耕牛；十、爱护公共财物，不损坏一点；十一，保证做好国家四要四有。②（编号：542007）

 

　　这是一份新社社员联合签名的申请书草稿，决心书末附全体社员的家庭人口、劳动力、田地数量、农具等内容，其中茶叶产量和笋干产量含义不明。这份决心书向我们展示，浙江北部的农民已经会熟练地使用新的国家话语。诸如“响应号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小农经济”、“工业化”、“国家计划”、“服从”、“遵守”、“团结”、“克服”、“保证”，等等，在以后的岁月中，成为乡村“场面上”的流行语言。

 

　　在此以前，即在1955年7月1日的《海宁报》上，载有署名陈炳林等四人的一份《我们的保证》，作为“向党的生日‘七一’献礼”。这份保证书的语言是这样的：“我们在旧社会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直到解放后，我们才分到了土地，提高了产量，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翻了身，特别是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分别担任了乡的支部书记。在‘七一’——伟大的党的生日，我们回忆过去，对比现在，内心无限感动。我们决心？？”文字中体现的是翻身农民对党的感激，党的基层干部对党的忠诚。

 

　　贾小青起草的决心书与此不同，其中没有翻身的情结，也没有基层干部对上级的感激或效忠，所反映的是农民对国家的认识和态度：遵守、保证和服从。这份“决心书”中隐含的意义是双重的：农民信赖国家，国家相信农民。

 

　　新的国家形象就这样被塑造了出来：国家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是乡村美好未来的设计师；农民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主义农村和现代化农业的建设者。1956年年初，浙北乡村已经完全融合于国家的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之中，成为新国家有机的组成部分。

 

　　四、讨论

 

　　至1950年代中期，通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运动，国家完成了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全面改造和控制。强大的国家力量并不完全来自于严密有序的政权结构及其所代表的暴力和压迫，而且也来自于由若干话语体系所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所代表的道德准则。共产党政权藉此深深嵌入乡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国家因此而成为与乡村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依靠话语力量完成了对乡村的控制。

 

　　国家对于农民现实利益及未来利益的关注和承诺，导致了农民观念中的国家意识的根本变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们不但接受了国家的权威，而且也认同了国家的规划和目标。农民对于国家规划及目标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这些反应有可能对于国家新规划、新目标的定位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1950年代新的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国家与农民“同谋”的结果。只是直到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同谋”过程的具体细节，还缺乏足够多的深入研究。

 

　　在国家制度框架中寻求自身的利益，是农民现代国家意识形成的标志之一，然而，1950年代的农民利益，只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外部赐予。农民在获得某些利益的同时，却又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他们原有的一些基本权利，例如自由迁移、自由择业、自由交易和自由种植等权利。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几年以后大灾难的降临。在经历了重大的挫折和灾难之后，农民并没有意识到灾难源于权利的丧失。1950年代以后国家与乡村的对话，主要在利益的层面上进行。大部分的“倒退”或者“改革”，主要表现为农民与国家在利益分配上的讨价还价。

 

　　这一过程目前还在进行，但农民与国家之间新的对话也已发生。只有当农民为自己的权利（不仅是利益）而谋求国家制度的改革时，对于他们而言，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意识才算真正地形成。

 

　　注释：

 

　　①《贾小青笔记》多达70余本，数百万字，承蒙张乐天慷慨提供所拍光盘，拍摄中自然形成的号码，可以看作资料的页码。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和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对此资料多有引述，他们的著作还参考联民村会计资料。本文对这两本著作多有参考。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前一本著作以陈家场为研究对象，后一本著作则以联民村为研究中心。作为自然村的陈家场从属于作为行政村的联民村。由于行政村的设置变动颇大，故联民村在前著中又称为太平村，但太平村的辖境较联民村略小。

 

　　②《贾小青笔记》。

 

　　参考文献：

 

　　[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2]吴杰，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

 

　　[3]曹锦清，张乐天，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4]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8.

 

　　[5]胡平。战争状态[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6]曹锦清，张乐天，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