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部长的报告再次强调，实现了农业集体化，能够更好地支援工业化，支援巩固国防，就是国强民富，使全国人民得到巨大好处。而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国家工厂更多，国家更加多地制造机械及化学肥料、治虫药粉，支援农业，帮助农民。又能够办好水利建设，修好黄河，用水利发电。国家的投资多达7.2万两黄金。

 

　　总之，国家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的总纲要，宏大而雄伟。为了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农业合作化就具有了某种逻辑的和历史的必然性。

 

　　借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向农村的宣传，国家形象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全新塑造。

 

　　她是现代文明的象征，正如我们在贾小青使用的笔记本页楣上的宣传图案中所看到的：高大的烟囱，整齐的厂房，载重卡车和履带式联合收割机在田野上奔忙，粮仓，蛛丝般的电线网和水电站？？同样的图案也出现在1955年10月1日的《海宁报》上，占了整整一版的篇幅，图案更清晰，内容更丰富。国家与农民的距离是这样近，这样直接，这样生动而形象。美好的未来不仅仅是梦想，而是可以实现的繁荣和富强。农民从国家前景中看到了自己的利益。

 

　　或者说，国家的前景中包括了农民的利益。于是，乡村干部们学会了从这一角度思考问题，并熟练地运用这套话语来教育农民。1957年3月3日，贾小青所属乡的沈乡长在乡人民代表会议上做本乡全年工作报告。他说：

 

　　我们经过一年来的集体经营，明确了合作化的优越性，也知道了厉行节约，增加生产的重要性。明确到农业生产是社员增加衣食收入的来源。也明确支援国家工业化，支援建设，农业生产发展勿但是为了自己，而且（可以）多余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农业发展又是工业的发展基础，就是大批轻工业原料，是要农业生产的发展支援……农业生产也主要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我们中国现代化工业设备，精密的机器原料必须进口。我们要组织调掉，主要是农业农产、土特。倘使农业不发展，就是影响社会主义的速度。发展农业是全国人民，也就是五亿人民，也就是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现在发现农村有部分青年勿晓得农业的光辉的前途，勿明确，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②（编号：541073）

 

　　贾小青的记录有些不通顺，但不影响我们的理解。沈乡长谈农业与工业的关系，谈农业与国家收入、国家建设的关系。谈社会主义，谈全国及全国五亿农民。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李部长报告中的“农业集体化支援工业化，支援巩固国防”一句，在沈乡长的报告中居于中心的位置。农业可以“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农业是“支援”的提供者，工业是“支援”的接受者；农民是“支援”者，国家是被“支援”者。农民成为话语的中心。在这里，国家“规划”着乡村，乡村为国家所“规划”。

 

　　光凭将来的利益承诺还不能有效地发挥国家和利益诱导机制。不仅在将来，就在可以见到的几年中，农民也能得到很大的好处。在1956年关于高级社的宣传中，政府提出高级社的六点优越性，其中如进一步战胜自然灾害；按劳取酬，人人有劳动；用新式农具，逐步改为大型农具；办好文化福利（如妇女产前产后休假，病人无顾虑，扫文盲）等，都与农民的现实利益有关。以至于总结出高级社有“四勿怕”，勿怕生病，勿怕孩子多，勿怕文盲多，勿怕开会社员多。②（编号：541036）第一、第二个“勿怕”与农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国家的长远利益就这样与农民的现实利益联系起来了。

 

　　1957年2月传达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进一步指出国家规划各地的农作物产量，以及为达到产量而采取的技术措施。②（编号：541078）历史上有哪一个政权为农民谋利益达到如此细致的程度，哪一个统治者能像共产党一样，为了农民的利益鞠躬尽瘁。尽管如此，仍有农民不愿意加入高级社。1957年4月13日，在乡召开的全乡小队长以上会议上，出现了“贯彻阶级路线，（该）管制的管制”之类的语言。其原因是，“最近石井乡逮捕了三个，一是破坏合作社，而且这人是个贫农社员，对办社不满意，反对政府；一个是割山薯头，割麦秧；一个是粮食埋到泥里头。”②（编号：541083）

 

　　根据曹锦清、张乐天的调查，1956年大办高级社时，也有两户贫农将土地证藏在床底下，不肯加入。[6]128尽管所谓的“破坏份子”并不是地主或富农，但政策上还是要“贯彻阶级路线”。

 

　　这就是1975年宪法中“坏份子”的真实含义。

 

　　在实际生活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构成所谓的“四类份子”。“四类份子”也只占总人口的5%左右。国家依然代表95%的人民大众。

 

　　在合作化运动中，为国家所“代表”的绝大多数农民，都顺从地交出了他们的土地证，参加高级社。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农民的顺从让今天的研究者都感到吃惊。中国农民的这一行为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我想指出其中的一条，既然国家的前景和农村的未来是如此光明，既然农民能够在合作化中得到许多好处，为什么要反对合作化？很显然，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各项措施中，新政权对农民的利益诱导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代表总人口95%以上人民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是新的国家形象的道德基础。

 

　　三、乡村“规划”国家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增产的规划带来了乡村建设的“规划”浪潮。1955年10月11日和16日《海宁报》连载了题为《怎样把合作化做中心来全面规划》的不署名文章，介绍的是黑龙江省全面规划的经验。文章的第一部分介绍农业合作化的规划，此不赘。第二部分专谈生产规划。其中的要点是：第一，进行规划并按规划工作可以发展农业生产，收到好的效果。第二，从上到下一级一级的规划与从下到上发动群众进行规划相结合，使农业生产的发展符合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将规划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第三，进行规划时注意兼顾个人利益与农业社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发展速度要有积极精神，又要建筑在可靠的底子上。从今天的眼光看，这真是一个兼顾各方利益，平衡可靠的规划原则。

 

　　浙北农村的实际规划并非如此。在贾小青1956年11月18日的工作笔记中，记载有李部长有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场报告。

 

　　与这一天的工作笔记紧相邻的是一份名为《农业生产规划表》，表后一份笔记的时间为11月26日。很显然，这份规划制定于11月18日至11月26日之间。我以为这份报告是贾小青所在的明星合作社为了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传达而作的农业生产规划。规划表的内容相当详备，包括1955年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产量，规划中的1956年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以及各种农作物1957年的产量。作物大类分为春花作物、秋季作物和蚕桑三大类，每一类又分为若干小类。

 

　　从听完李部长11月15日的报告到写完规划，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贾小青以农民的智慧，很快完成了明星社1956～1957年的生产规划。

 

　　原规划表中内容还要更丰富一些，由于一些生产内容过于琐细，故略而不论。本文就主要农作物（包括各种春花作物和秋季作物）及蚕桑的生产规划做一简单的讨论。

 

　　浙江北部不是粮食产区，1950年代及其以前，当地农民口粮的相当一部分通过市场交换得来。尽管如此，水稻、小麦的丰歉，对于当地农民的生活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没有途径获得充足的动物脂肪，所以，油料作物也是农家的重要农作物。有了粮食和油料，农民的基本生活就有了保证。在明星合作社，这三种涉及农民基本生活的农作物，规划中的亩产量增幅最小，与农民对于生计安排的谨慎有关。

 

　　过分的浮夸可能导致国家供应粮食量的减少，在农村市场被取谛的情况下，农民的生计就会陷入困境。

 

　　络麻和蚕桑是浙江北部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在田麻和地麻中，地麻的面积大，增产的幅度小，田麻面积小，增产的幅度大。与上述粮油作物相比，地麻亩产量的提高幅度仍然较大，这可能是麻产量与农民生计没有直接关系所致。蚕桑的情况本应如此，在“春蚕”的“规划”中，每张蚕种产量的增幅甚小，然而，在“秋蚕”一栏规划中，1956年较1955年，每张蚕种的产量增幅竟然高达250%，即增加了2.5倍。由于1955年秋蚕种的每张产量定得太低，也可能确实很低，所以这一增幅似乎是不可靠的，可能不是有意“规划”所致。同样，增幅最大的黄豆，也可能是1955年亩产量太低的缘故。

 

　　浙北地区的蚕豆不是粮食作物，却是当地独具特色的经济作物。在土地改革之前的浙北地区，农民出售蚕豆购买粮食，是他们的生计依靠之一。然而，由于粮食自由市场被取谛，蚕豆的出售不再是一种自由的市场行为，加上蚕豆本身不是生活的必备品，因此，比较而言，蚕豆产量不是最重要的。在“规划”中，蚕豆的增幅高于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当然，最典型的还是棉花，一共2亩棉地，1956年产量是上一年的166%，1957年是1956年的140%.

 

　　从明星合作社的规划中可以读出中国农民的精明和狡黠。农作物的规划产量依作物的重要性依次降低，越是重要的农作物，越是谨慎地规划其未来的产量。即使在某种特殊的背景下需要浮夸，也因作物重要性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幅度。

 

　　另一份资料也可以证明我的这一判断。

 

　　在1955年12月26日的《海宁报》上，登载了署名张树敏的小品文《抽屉里的生产规划》，说的是柏墅乡永宁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蒋张林和委员卜月康等人在乡里开会时订了一个生产规划，水稻亩产计划在515斤的基础上，增产20斤，即增产0.38%，由于规划内容没有与社员们商量，他们担心这一生产规划在社员大会上通不过。结果出乎社长和委员们的意料，规划被社员大会通过。会后，社员们“照老样生产或白相，如同没有这件事一样，只有几个社干把它当成‘宝贝’，说是将来到乡里汇报时用得着，小心地把它收进屉子里。但可惜现在这张生产规划表已经被老鼠咬掉一只角了！”

 

　　小品文的作者意欲讽刺永宁社订立了生产规划却不采取积极行动，而在当时的农民看来，难道水稻计划增产0.38%也要采取什么行动？柏墅乡的水稻亩产量较贾小青的农业社为高，规划中的增长幅度更小。即便如此，就是这么小的增幅，社长和委员们都担心社员们可能会不同意。由此可见，对于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水稻产量的规划，他们是慎而又慎的。

 

　　乡一级的“规划”则见于《贾小青笔记》。

 

　　1956年1月21日，《贾小青笔记》中有一份《全乡1956年到1967年规划》，包括12年中种植业水稻、芋艿、山薯、小米、小麦、油菜、络麻、棉花、蚕茧、夏蚕、秋蚕、桑叶的产量，畜牧业包括肉猪、母猪、公猪、绵羊、鸡、鸭、鹅、兔、鱼等的头（尾、只）数。摘取其中部分内容列如表2.

 

　　水稻亩产量从1960年起开始计算，每一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加110斤，小麦从1957年开始亩产每年增加50斤，络麻亩产每年增加80斤，肉猪每年增加700头。其他各种作物和家畜每年都增加一定的幅度。就增长的相对幅度论，第一年水稻增幅高达12%，小麦高达38%，络麻高达19%.由于每年增加的亩产量维持不变，以后的增幅逐年降低。另外，计划编制者有时候并不想制作千篇一律的均匀增量，在最初的几年中，棉花、蚕茧、山薯、鸡的增长量与以后的计划并不一致，为了省事，“规划”不规则的几年过后，就是均匀的增量。如果说，明星社的两年生产“规划”还体现了乡村农民的某种理性的话，全乡的12年规划就完全是人为意志的产物。最有趣的是“规划”中的1967年水稻亩产量，竟然高达1670斤，棉花亩产量高达750斤。可以设想，如果要求编制一份20年计划的话，水稻亩产可能达到2550斤，棉花亩产可能高达1150斤。这一份规划完全是一场数字游戏。乡政府中的规划制定者与农民的生活保持着距离，大胆的“规划”不会对他们的生计造成影响。